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语杨 实习生 肖奕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5月3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马晓云等30名同志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航空工业沈飞某型舰载机研制罗阳青年突击队等19个青年集体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其中，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作为考古行业唯一入选的集体，获得这份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三星堆遗址5、6、7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在面对这项川大考古首次获得的荣誉时说道，“这是川大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荣誉，是在三星堆共同奋斗的兄弟单位的荣誉，也是中国考古人集体性的荣誉。”4月末，封面新闻记者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见到了这位学院中最年轻的教授，以及今年即将迈入研三的考古队队员刘槃。在黎海超看来，做考古实验，就像乘坐了一台时光机，让人带着最原始的好奇心回到过去，复原一些场景，排除一些可能性，接近另一些可能性。而在刘槃看来，虽然考古没有探险书籍中的那般惊险，她却正在被其中更加神奇和奥妙的东西吸引。

龟背形网格状器和象牙提取：专享青年考古人的严谨与专业

(资料图片)

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部分队员）

川大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由32人组成，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为87%。在这之中，包括了领队，也就是被称为“5、6、7号祭祀坑坑长”的黎海超，以及参与研究的老师和学生。“坑长”负责统筹管理考古发掘的所有工作；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学科参与祭祀坑的研究工作；而学生们则有更明确的分工，有的负责拍照，有的负责记录。

与这一群00后、95后一起工作，黎海超却从未感受到“不靠谱”。因为无论年轻的考古队员平日里有多活泼，当他们下到“坑”里时，都会以一名考古工作者的严谨来要求自己。由7号坑出土、因其独特形态而备受瞩目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就曾有机会“体验”到年轻考古人身上严谨与科学的态度。

“发现龟背形网格状器的第一眼，就来自我们队里年轻的同学。”这位有着“相当高的专业敏感性”的同学，在看到龟背形网格状器的第一眼后，并没有继续清理发掘的动作，而是立刻停下，向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师请示。在考古队制定专门的发掘方案后，2022年6月14日，这件在整个中国青铜时代都属首次出现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才成功从祭祀坑抬出，被转运至文保中心继续清理。“一个专业的考古人，在清理出重要器物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停下来，而非挖下去。”即便这种专业性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相悖，黎海超认为，考古队的队员们并未有过任何不专业的表现。

黎海超

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中，留给黎海超印象最深的，就是7号坑中那200多根象牙的发掘过程。7号坑中的象牙已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磨蚀，再加上象牙之间的叠压状态，让原本就已是世界难题的饱水象牙发掘和保护工作，难度再次升级。

“我们提取象牙，等于是在跟时间赛跑。我们用的时间越多，象牙遭受的破坏就会越多。”象牙的提取，在最新一轮发掘期间，给了整个考古队以最大压力。考古队员没有办法按照“慢工出细活”的节奏进行发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速度竟成了考古队员的追求。因此，整个团队紧密协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的发掘队伍、文保队伍、科研分析队伍、后勤队伍，全都有机地配合起来。象牙的清理、加固、运送、低温保存等环节，几乎是一刻也没有停歇。因为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象牙会遭受更多的损坏。”回想起那段时间的工作，黎海超的脑子里想到了一个现代年轻人面临的共同烦恼：加班。黎海超说，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到后半夜。这样的生活从2021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同年11月，考古队员们终于从7号坑中提取出了两百多根左右的象牙，开始了器物的发掘清理。

日志记录——专业又活泼的考古“手账”

刘槃

目前正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读研的学生刘槃，就是黎海超在介绍团队分工时，负责做记录的学生。

2020年的春天，刘槃正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读大四。在真正走进三星堆发掘现场之前，她对三星堆早已烂熟于心。大到器物形状，小至纹饰细节，她的脑海中给这片神秘殿堂留下了一番自我的天地。第一次近距离与它们接触时，与其说和书本上看到的不同，不如用刘槃自己的话来形容：“哇塞，果然像书上写得那样厉害！”

刘槃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工作了一月有余，主要担任“记录员”，从日期、温度、湿度、发掘人员、发掘计划，哪个时间做了什么，大大小小事无巨细，刘槃需要将这些都记录下来。

刘槃所记录的发掘细节

“那是一本很大的记录手册，里面分门别类，我还要汇总各个小组的记录，保证发掘现场的每件事情都能在这个本子里找到。”

在信息化的时代，手写记录是一件枯燥的事。但它却极有必要，刘槃解释道，一是方便后来的工作人员翻阅查找，二是记录员在不同时段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疑惑，记录后可以提供给之后的“复盘”更多思考。

“比如有时我发现某个金器，上面有一点红色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就记下来，向其他考古人员或者老师请教，有时大家也都不知道，互相讨论，记录，那真的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刘槃说道。

在严谨的专业需求外，如同考古学本身留给世人的想象一般，手写记录还保留着一份考古人独有的浪漫。

刘槃的画

刘槃有着可爱清丽的长相，也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擅长漫画随笔，生动又形象。大大的记录本不仅有着她专业和细致的记录，在青铜器提取时，她会仔细观察，然后将文物的纹饰临摹在记录本上：有的像羽毛，有的像云朵……三星堆青铜器上的纹饰是它的一大特征，尘埋千年破土而出，少女的画笔与古老文明奇妙地相遇。

“我其实是没有必要把它们画下来的，因为后期它们会接受非常高清的拍照和扫描。但是我很享受这个绘画的过程，真的让我很开心。”在考古教室的采访间，刘槃眼中闪烁着光芒，这或许就是考古事业中青春而充满年轻的力量。

当古老遇上年轻 考古现场最可爱的人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还有很多像刘槃一样的年轻考古工作者，虽然他们担任着不同的分工，却都有着相同的特征——让古老的现场不再古老。

刘槃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现场

刘槃喜欢漫画，她在自己的防护服上画了一幅“罗小黑”和黄金面具的混搭风手绘。不仅如此，考古现场许多小伙伴的防护服上都有她的作品——“美少女战士”“犬夜叉”……小伙伴们喜欢什么，她就画在贴纸上给大家贴上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也掀起了一股防护服“涂鸦”风。

休息的时候，大家也互相打闹。发掘现场装有新风系统，大家时不时就将自己的防护服凑过去，风一吹，防护服就鼓了起来，“看着就好像《银河护卫队》里的大白一样，特别搞笑。”刘槃笑着说，这就是青年考古队员的日常，就像每一份工作中的青年一样，在需要专业的时刻严肃，在闲暇之余，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如今，考古早已不再是冷门学科，更多的年轻人、乃至初中生、高中生开始关注到这个行业。黎海超说，这大约是好奇心和兴趣使然：“一个人对过去有最原始的好奇心，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刘槃也是如此。在初中时，偶然阅读了一套科普系列读物，里面的主人公正是一名考古学家。因为被书中人的惊险奇遇所吸引，她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高中时期定下了报考考古专业的志向。

刘槃在做记录

刘槃的父母亦支持女儿的决定，在她进入三星堆实习工作后，家人朋友也为她感到由衷的自豪。此前，就有刘槃的家乡湖南的媒体通过初中班主任联系她，希望对她进行采访。随后，高中班主任又将刘槃在三星堆工作的事迹转到班级群，鼓励学弟学妹们向刘槃学习。可以预见，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们加入到考古的队伍中。

三年过去了，在三星堆遗址工作的经历依然让刘槃记忆如新。但同时，考古行业的辛苦，也让刘槃在采访中郑重地说道：“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了解，考古并非冒险。对于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生来说，考古是很辛苦的。但它带给你的成就感和趣味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年或一个月

考古现场的经历足以影响一个考古青年

考古现场

三星堆遗址的最新一次发掘，是黎海超正式加入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的始端，也是刘槃第一次有机会踏入三星堆考古现场。从那时算起，直到2023年第一学年伊始，黎海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个人时间，都在三星堆遗址度过。而刘槃因为课业的关系，只待了短短一月左右的时间。但无论是3年还是1个月，这段时间的经历，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

以在三星堆遗址的工作为契机，黎海超得以承担一些重大的项目，这对于他个人的成长无疑是有益的。但三星堆遗址对于黎海超的影响，远不止研究方向的转变。

以往做考古研究，黎海超仍旧认为考古像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跟社会有些脱节”。而被他称为“中国公众考古里程碑”的三星堆遗址，改变了他对考古的理解。

从来没有一个遗址像三星堆一般，能够引起人们如此热烈的讨论。但也正是因为社会中流行的、关于三星堆文明匪夷所思的说法，让黎海超开始思考，考古人的责任与使命。“我们慢慢意识到，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通俗的语言，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考古。”纪录片也好，设想去开设科普账号也好，黎海超和队友们并不反对这样的宣传方式。只要它们能让更多人认识到真正的考古。

在采访中，刘槃曾提到的，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天，与几位考古行业的前辈有关。在专家前辈到达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时，刘槃在自我介绍中，递上了自己的记录本。专家们连连夸赞记录的详细专业和漂亮的书写。刘槃还很清晰地记得，崇拜的前辈还与自己握了手。这让她也意识到了：“虽然我们只是青年考古队员，我们的工作也很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份工作的重要。”

那晚回家，她将此事发了条朋友圈，并配文：“今天都不想洗手了。”

“考古，说到底人文学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讲究学术的沉淀。读的书越多，看的材料越多，沉淀越多，就会有更深的理解。”黎海超并不否认经验和沉淀在考古行业的重要性。“但同时考古也是一个年轻化的学科，尤其是现在的中国考古，它面临着从传统转向未来的新时期，所以会有很多新的理念、方法、科技手段以及国际化视角的加入。未来的中国考古学，是属于年轻人的。”黎海超如此说道。

一以承之：川大考古人多学科研究的科学精神

青年考古人在三星堆遗址

从1934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至今，川大考古人从未缺席。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馆长葛维汉、林名均等率队在三星堆开展首次发掘。1963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汉骥的倡导下，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工作。2020年，新一代的川大考古人再次出击，负责5、6、7号祭祀坑的发掘。黄金面具、鸟形金饰、橄榄形玉器、龟背形网格状器、玉刀等器物的出土，让人们得以向古蜀文明的谜底再走近一步。

作为川大三星堆考古队的现场领队，黎海超认为，在发掘研究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是川大多学科研究的科学精神。“1934年那次发掘，已经有了多学科的合作，包括化学家对陶片进行分析，对出土器物的颜色进行标准化的测定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很难想象在近100年前，就有这么领先的理念。”川大考古人将这个理念延续了下来。黎海超介绍，如今的川大已经把科技考古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2022年，川大成立了一个校级的、以考古科学为核心的研究中心，集全校文、理、工、医等十余家学院之力，推动考古科学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对这种传统的最好延续。”黎海超说道。

如今，24岁的刘槃即将进入研三。她有一些苦恼，关于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短板和毕业论文的进度。但在谈论到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时，刘槃坚定地说想要在考古行业继续努力。另一边，黎海超早已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三星堆。人们常说他青年有为，但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为”，才让“青年”变得如此瞩目。

在采访的当天，记者在路过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室时，很难不被这些正在成长中的考古人吸引。因为在这些教室中，有着年轻一代最旺盛强烈的好奇心与最青春活力的青年们，正与古老的文明渐次相遇。